就在国内对“教育产业化”、“高收费”、“扩招”等一系列教育改革以来的新举措进行反思的时候，一直被人们称为“教育产业化之父”的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站出来反驳了国内现在对一系列高教改革措
1998年，在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经济主要拉动力的出口受到影响，中国经济处于一个暂时的困难之中，为了保住当年的经济增长，政府有关方面一直在寻找出路。就在这个时候，任职于亚行的汤敏先生给政府相关部门写信，建议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扩大招生、提高学费，把原来计划外和计划内两种不同的招生方式进行并轨，“让老百姓把钱从银行里拿出来花”。
这个建议很快就被政府部门所采纳。于是在全国范围内，高校的扩招一时成为风气，而高校的学费也是节节上升：从1998年之前每生每年两三千元上升到现在的普遍五千元左右的价格。
这样的政策看来似乎不乏好处。首先，在这样的政策刺激下，高校的入学率有了很大的提高。诚如汤敏先生强调的那样，“自扩招以来，中国每年普通大学本专科招生人数已从1999年的160万人增加到了2004年的447万人，在校生人数从413万人增加到1334万人”；“适龄青年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也从1991年的3％上升到2003年的13％，从世界排名第131位，上升到第114位”；同时，“高等学校本身也得到迅猛的发展，大学数量从1999年的1071所，增加到2004年的1731所，大学教师也增加了一倍”。
汤敏先生没有提到的一点是，当时高校扩招政策的另外一个指向，即让老百姓把银行里的钱拿出来花，这个目标也实现了。从1998年和1999年的情况看，高校扩招在社会上的反应是积极的，当时有包括央视在内的多个媒体都报道了大量原来可能上不了大学的孩子因为上了大学所表现出来的兴奋，以及他们的家长对未来的憧憬。
读大学合算不合算
在1998年以及以后的两三年中，汤敏先生一直因为一纸建议而得到人们很大的尊重。可是从2002年起，这种尊重开始变成了怀疑，因为从这时开始，扩招的学生们陆续毕业了。许多媒体都发现并指出了另外一个现象，毕业生的就业薪资开始下降，大学文凭开始不值钱了。而在4年之后，这种现象已经越来越广泛而普遍地出现。在社会平均工资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花了大本钱上大学的毕业生和他们的家长却发现，他们就业的工资从3000元降到了2000元，再降到一千多元，到了2006年，媒体开始大量报道毕业生的工资已经出现了3位数。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起薪一千多元已经是十分正常的情况。据北大对高校毕业生起薪的调查资料显示，毕业生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占40.9％。在广州，招聘企业以八百元左右的起薪来招聘大学生，已经屡见不鲜。
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对一个家庭来说，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成本却越来越高，除了基本达到五六千的学费以外，在学费上尝到了高收费甜头的高校迅速地越过了学费的界线：住宿、书本、餐饮等各项费用迅速上升。记者调查了多个学生的年度费用，每年的正常费用都在1万元以上。4年下来，一个本科生的培养成本在4万元以上。这样的上升幅度甚至已经震惊了教育部官员。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2005年就沉痛地说过：“高校的学费不能再涨了!”
不知道汤敏先生想过没有，对于大量来自中国农村的大学生而言，凭他们千把元的工资，要还清他们父母因为供他们上学而欠下的也许是几万元的债务需要几年?也不知道作为经济学者的汤先生有没有想过，如果把农村学生上大学作为一种投资来看，成本和收益的比值如何?
也许汤先生没有算过。可比他受教育程度低得多的中国农民们却都在算这笔账。在记者去农村调查的时候，不止一个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告诉过记者：读大学不划算，家庭负担太重。他们甚至一户一户地点出名字来，哪个家庭的孩子上了大学，欠了多少债，小孩毕业以后工资是多少钱，父母一年大概有多少收入，要几年才能把债还上。他们普遍得出的结论是：大学不好上啊。
汤先生与很多学者争论过贫困生的问题，他的核心观点是国家对于贫困生是有政策的，因此不会有多少贫困生会因为家庭困难而失学。我们姑且不论银行对助学贷款的冷淡以及关于贫困生标准制定上的问题。我们甚至也不考虑大学毕业生要几年才能还上助学贷款，要几年才能为结婚生育筹足钱。单说农村有多少家庭因为惧怕高收费而让孩子放弃上学这条路，以及这些孩子中有多少人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材，想起来都让人不寒而栗。汤敏先生可能不知道的一点是，很多具有潜质的孩子，因为高校的高收费，在达到汤先生所说的贫困生标准之前，已经放弃竞争了!
中国需要什么人才
汤敏先生对于扩招的优势着力强调的一点是，因为扩招，1998年以及以后两年中需要即时就业的适龄青年都上大学去了，减轻了就业压力。
2005年10月，记者在常州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常州刚到任的市委书记兴奋地向在座的八十多名记者通报了一个情况：常州市由8所中高等职业学校联合组成的培养体，一直以来所有学生都在毕业前一年被企业争订一空。记者清楚地记得那个书记当时闪亮的眼神：“我问他们，真的是全部吗?我也做了调查，发现真的是全部，争抢一空啊。”
而相形之下，汤敏先生现在却不得不面临一个令他尴尬的问题。扩招4年以后，大量的大学毕业生还是要就业的，而现在的情况是付出了高昂成本的他们毕业即失业，找工作极其困难。而常州虽然没有因为“要减轻就业压力”而让学生们多花些钱上大学拖几年，就业率却反而高。原因很简单，就业压力不会因为学生们都上学去了而消失，上了大学以后呢?
毕业典礼上的大学生
而现在汤敏先生说，需要改变的是大学生们的就业观，要适应低档次的就业、要适应一下子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同时他要求社会对就业的统计方法也要改变，要把到微型企业工作的毕业生们也统计在就业范围内。不过不知道汤敏先生有没有想过的一点是，如果大学生们要低就，为什么当初他的建议中不包括大力发展更适合低就的职业教育，而让扩招的大学生花4年的时间和大量的金钱成本去学习后来他们可能无法“低就”而用的知识。
事实上，任何一个具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应该想得到，人才市场同样存在着需求和供应的关系。4年的大学扩招，使得作为中高级人才的大学毕业生供应过量了，远远超出了社会现阶段的需求，因此作为人力资源价格的薪资也必然要下降。与此同时，正因为大量适龄青年被大学扩招的信息吸引，放弃了原来更为适合他们的中高等职业教育，使得中国企业大量急需的蓝领技工极度缺乏。记者身边就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从事彩印的青年技工，年龄不过26岁，收入达到三四千元，而且还不断有人提出要以高薪挖他。而与此同时，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很多学不对路的大学毕业生们，却不得不在“微型企业”――也许是从卖水果、也许是从打字员做起。
一夜之间造出来的是好大学生吗
扩招的一个结果是大学的规模都迅速地扩大了。一夜之间，中国国内出现了许多巨型大学，本科生人数动辄两三万、四五万；研究生动辄上万。同时，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扩建，上千亩已经不算大了，几千亩、上万亩才算大。学校下属系、系下属专业的三级管理已经不行了，中间必须要有学院甚至校区，要四五级管理；专科学校、学院的名字不好听了，必须叫大学，而且一定要强调是一流大学；博士点、硕士点几个、十几个已经不行了，必须要几十个、上百个。
然而，“大的大学”并不意味着就是好的大学。
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而中国现在的巨型大学，有的仅仅是大楼，缺的恰恰是大师。在扩招风气指导下，高校中出现了急功近利的倾向，求名、求利两股风气倍长。论文要越多越好、教师要越有名越好。也正是在这种浮躁的心理影响下，中国高校中原来已经潜滋暗长的弄虚作假的风气越来越明朗化，论文作假、考试作弊的案例比比皆是。
科学可以用投资换来吗?举一个发生在记者身边的例子：记者采访过的一个教授最近告诉记者，他投到《英国机械工业学报》的一篇论文，辗转了一年多才发表。事后该学报的一个编辑告诉他，编辑是十分认真地对待他的论文的，一个一个地请学报的评审委员来看稿子。但委员们却都拒绝看这篇来自中国的论文。教授对记者分析说，因为中国高校现在给论文都有很高的奖金，因此在国外出现了大量低质量甚至是弄虚作假的中国论文，于是全球一流的《英国机械工业学报》的评审委员们都对中国论文采取了拒看的态度。编辑先后把论文寄给了12个评审委员，前面的10个人都退回来了，因此论文拖了一年多才发表!
粗看起来，这都是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们的错，因为他们的个人品质有问题。是的，把这些事情归因于个人品质上是容易的，也是简单的，可是，当这种情况大量出现的时候，我们难道还不应该反思一下吗?
记不得是谁说过的了：“清华大学图书馆门上每一个铜钉的铜绿，都有上百年的历史。”是的，高校的发展自有它成长的历史和逻辑，它需要自由的空气和开放的心态来滋养。历史将会证明，试图用大量的金钱、崭新的大楼来造就出一批一流高校的想法，只不过是陡增笑料而已。
（摘自《我的大学我做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10月版，定价：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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